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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商品与拜物;牛津讨论“新新中国”

2018-03-19 澎湃新闻 阅读 17336

摘要: 曾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的薛兆丰已经办理了离职,这位曾在某知识付费平台上开设经济学课而吸引了25万订阅用户的学者,也被称为“网红教授”。

   “网红教授”离职,对知识付费的展望与反思

  曾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的薛兆丰已经办理了离职,这位曾在某知识付费平台上开设经济学课而吸引了25万订阅用户的学者,也被称为“网红教授”。他的线上付费课程“薛兆丰的经济学课”一度成为知识平台上的现象级课程,按每人199元的费用来算,仅这一项便为知识平台带来了近5000万盈利收入。在薛兆丰走红之后,也受到了许多质疑。首先是对薛兆丰在宣传时自称“北京大学教授”这一身份的质疑。在专业知识付费领域,学历和身份自然是流量的保证,而薛兆丰并不是正式的事业编制教授,是院聘教授。受到质疑后,薛兆丰在售卖课程中取消了“北京大学”字样。其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撰文《为什么付费买到的只能是三流知识?》,直言不讳地指出,“能够与金钱和权力交换的知识,必定是三流的,因为表达方式不可能忠于只有一流知识才可表达的感受”。而薛兆丰回应,学术不分三六九等,不能用日常语言讲清楚的知识和帮助人们理解与解决现实问题的知识,在信息爆炸时代越来越没有市场。另外,薛兆丰课程中的一些论点也被质疑缺乏专业性,如“经济学不是故事会”。

  薛兆丰离职事件再一次引发了对“知识付费”模式的关注与思考。

  根据新经济行业数据挖掘和分析机构艾媒咨询(iiMedia Research)发布的《2017年中国知识付费市场研究报告》,近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均以较高的速度增长,中国移动支付技术已趋成熟,近两年中国内容付费用户规模呈高速增长态势,2017年内容付费用户规模预计将达1.88亿人。近年移动支付技术使移动端付费功能高度普及;而为优质内容付费这一观念的形成,也促使大批优秀内容提供者开始进驻各大知识付费平台。“2017年中国知识付费用户行为研究”的调查显示,受访网民目前在课外/工作外提升知识储备时更偏向于使用线上产品,其中41.6%的受访网民使用音频类产品,另分别有38.2%及34.5%受访网民使用文字及视频类产品。同时,45.4%的受访网民表示未来倾向于增加或尝试使用音频类知识付费产品。相对于线下形式,线上形式更能满足网民碎片化时间学习需求。而在载体渠道上,相较于文字和视频类知识付费产品,音频类产品更能适合用户碎片化时间和场景需求,随着知识付费行业在移动端兴起,音频作为载体更适合知识内容普及。于是,许多市场咨询公司皆对知识付费领域持乐观态度:由于知识付费用户往往更具趋理性、消费力较强,知识付费的市场仍然潜力巨大。而随着知识内容的专业化和平台经营的成熟,未来该领域的发展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势头。

  艾媒咨询(iiMedia Research)发布的《2017年中国知识付费市场研究报告》中关于行业发展历程的图表

  然而,有许多评论也认为“知识付费”的模式面临困境。在知识付费的从业者罗文炯看来,尽管这一模式建立在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知识这一原则性基础之上,但知识付费行业最大的困境在于,其所宣扬的“知识速成”并不能为用户在短期内提供长进。一旦提高知识难度,“用户体验”就会变差,为了提高用户黏性,知识付费的实质无非是“知识服务”。在拾遗的《大部分知识付费其实都是大忽悠》一文中,作者认为付费者“误认为学到了知识,其实离真正的掌握知识差了十万八千里,你以为买到的是知识,其实买到的只是‘知道’;你以为买到的是掌握,其实只是囤积了一堆‘知道’。”简单化、高度概括、被拆解为几个论点或概念的知识,相当于将市场上现有的基础材料规模化加工后再出售,由于妨碍付费内容的“短平快”原则,知识在源头处的浓度和丰富的底层逻辑往往被抛弃,以至于许多付费知识既失真又凌乱。相当一部分的知识付费都迎合了用户对于生活的焦虑感和自身的虚荣心,在批判者看来,“知识付费”平台不遗余力地向用户兜售的,其实是一种心理抚慰,其宣扬的“知识速成”不过是披在“收获知识的虚假满足感”之外的糖衣。而前述《为什么付费买到的只能是三流知识?》提及了这一商业模式对知识人的折磨:专业知识提供者必须反复改变自己的表达,直到商业团队认为大众能够理解,换言之,只有让自己从勉强二流学者的水平降低到大众能够理解的三流学者的水平,才能与商业平台分享知识收费的收益。一流知识之所以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是因为它极少服从“愿意付费的大众根据市场交换原则而预期的通俗化标准”。

  第一届“室内生活节”开幕

  文化品牌“看理想”与CHAO举办的第一届“室内生活节”在北京三里屯举行了开幕仪式。“室内生活节”的策划人知名文化人梁文道、音乐人李健、导演贾樟柯以及意大利的电影制片人与电影史学者马可·穆勒(Marco Muller)。在开幕仪式上,梁文道、李健、“理想国”创始人刘瑞琳、平遥国际电影节的首席执行官梁佳燕、日本京都开化堂六代目八木隆裕、“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筹委会代表张淼、大提琴家朱亦兵等介绍了“室内生活节”的初衷和构成。在“室内生活节”期间,主办方一共策划了包括文化艺术、阅读、音乐、影像、食物等六个板块一共50余场不同类型的活动。

  梁文道认为,“室内生活节”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文化实验,作为“理想国”的姐妹公司,主办方“看理想”要做的是将“理想国”的抽象价值观念具像化,切实地落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将精神性的审美与价值转化为切实可感的现实空间体验,一种物理接触的感受。室内生活的价值观念的核心包括两点:首先是如何建立一个更具有人文素养的生活空间,使我们能够更加理性地去思考生活与我们周边的社会的关系以及对世界上发生之事的态度。其次,是一种更广博的、更富有同情心的、具有伦理意义的敏感,能够感知到并正确对待他人的存在,发现并挖掘生活中被日常习惯所掩盖的丰富细节,让自己的生命经验更加充盈。室内的生活其实并不单调,充满了潜在的可能,比如读书、听音乐、观看影像等等活动,尽管身处室内,我们却可以藉由不同的媒质穿越到世界中,抵达不能抵达的地方,例如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心灵之中。

  理想国品牌创始人刘瑞琳提及,理想国的理念是“想象另一种可能”。它不是要提供一个乌托邦,而是希望唤醒对于理想本身的热情,这次“室内生活节”正是这种文化愿景的具体体现。诚然,“看理想”顺应了以视频、音频乃至物质产品的形态出现的一股商业潮流,但重点在于拓宽了我们的文化想象,从而让我们重新发现生活。“文化”往往用以指称一种精神性的产品,但精神性的事物必须要有物质支撑,否则许多主张和观点都容易成为空中楼阁,而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才是切实在场的。

  在室内生活节“耳朵旅行”版块的第一场活动——“巴扬手风琴与拉美文学对话”中,手风琴演奏者吴琼表演了俄罗斯乐器巴扬,歌手李健和作家梁文道讨论了音乐与拉美文学等内容。在谈到何为美好生活时,李健说:美好生活最基本的是安全的生活,安全基础之上相对自由宽松的状态,我们有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对音乐人来说,美好生活更多从音乐出发,音乐是平等的,各个领域流派都有丰富的色彩,而受限于传播,许多音乐依旧不为我们熟知。李健尤其介绍了“探戈之父”、阿根廷作曲家阿斯托·皮亚佐拉,并回顾了阿根廷探戈音乐的历史、音乐的叙事性以及与文学的关联。

  但有评论认为,如果说室内生活节“文化艺术”部分的宗旨在于审美的普及,那么室内生活节的“生活”部分很可能又是一个文化名人和商业资本合流的消费热点事件。在《商品与拜物》中,高岭仿照了《共产党宣言》的开篇:“一个幽灵,景观拜物教的幽灵,在当代消费文化审美语境中游荡。”商品是景观社会的基本构成元素,泛着某种“高雅生活方式”光晕的商品世界是景观集聚的场所,它不断地以带有等级色彩的“高雅—低俗”的二元区分诱惑人们接受商品化的消费过程,将自己打造成景观社会的一部分。室内生活节的活动不断地强化“高知”人群的“精致生活”,强调一种标签式的身份认同带给他人的形象,通过这种能指层面的置换,景观实现了对日常生活的再加工,被推广的中产阶层的生活消费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使其接受一整套针对个人生活的规范体系,服从着景观逻辑对日常生活的支配。如何能够将当代的人们从居伊·德波所说的“弥散性的景观”中解放出来,回归到日常生活的革命实践中去,如何能够避免在建构起的视觉体制与生活公约中所处的被动接受地位,也许是“室内生活节”所提出的重要问题。

  2018牛津·中国论坛:“新新中国?”

  2018牛津中国论坛(Oxford China Forum)于3月3日至3月6日在英国牛津最古老的辩论社牛津辩论社(Oxford Union)举行。牛津中国论坛是牛津大学的中国学生于2013年设立的以中国为主题的开放式论坛,意在邀请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各领域知名人士及文化学者与在英的中国专家对谈,为全英的学生学者们提供关于现代中国经济转型、政治及文化领域的广泛视角,一同讨论日新月异的中国。据牛津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何流介绍,今年的论坛从规模上有所上升,增加了多个板块。最早设立论坛的初衷在于链接中国和世界,以消除在国际社会与中国的信息不对称与理解偏差,增进海外留学生对中国的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以及中国人对今日中国的理解。2018牛津中国论坛总主题为“A New China?新新中国?”,来自国际关系、哲学、文学、农村、人工智能与科技、艺术、创业七大领域的共计2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了精彩的演讲和讨论。

  2018牛津中国论坛(Oxford China Forum)现场。图片来自网络。

  在文学板块,围绕着“探讨不同传播媒介得与失”的主题,作家冯唐、严歌苓、李昂和英国翻译家妮基·哈曼(Nicky Harman)分别谈论了自己的想法。

  严歌苓提及了自己作品受到影视改编的偏爱,但她更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中“角色的创造”,“我会在我的角色中融会我所有的知识、情绪和才华,每一个新角色都要与之前的角色有所不同。或许这就是很多导演对我的作品感兴趣的地方,因为新的角色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两年前,冯唐所翻译的、含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引起了广泛讨论。具有冒犯性的译法被很多人批评为“过度创作”,不尊重原作者。他辩护道,泰戈尔创作《飞鸟集》的时候已经50多岁,郑振铎翻译的时候才20多岁,而且当时现代汉语还处于萌芽时期。翻译没有黄金准则,作为译者需要妥协,也有权力选择自己优先想要传递的信息。

  妮基·哈曼从2000年起就一直致力于华语小说的翻译。她也表达了对于“应翻译原著的本质而非字句”观点的赞同,表示翻译确实是“创造的过程。”在被问及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时,她认为尽管有令人兴奋的趋势,比如很多中文作品的英译本开始呈“爆炸性增长”,英文读者开始了解当代中国文学,特别是到很多关注的科幻作品,但是短期内想要被西方读者所接受还有很大难度。

  在艺术版块,以“再创造与复兴”为题,中国现代舞创始人金星和艺术家徐冰、泰祥洲等人展开了讨论。

  金星坦言,她一直在用电视、电影行业的所得来维持和支撑其中国现代舞剧场的运转。当下人们普遍追求物质丰富,机械唯物论的想法今天充斥在中国的各个角落,中国当前的艺术教育也使年轻人早早失去单纯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选择自己的精神生活,过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生活对于年轻人是一项智慧的考验,更需要勇气。

  徐冰表示,不单是中国,当前全球都身处被资本绑架的怪诞时代。我们正身处在对“艺术是什么”这一问题最模棱两可的时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才出现当代艺术和艺术市场,艺术也在资本和市场的夹缝中艰难地向前推进。当代艺术变异极快,而科技领域的创造力要更为迅猛,因此,对于科技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或冲击,徐冰认为,哲学、文学、艺术都是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向前推进的,在运用科技的媒介进行创作的作品中,作品中艺术的部分与科技的力量必然产生张力,但艺术性也恰恰体现在其中。徐冰也一直关心艺术教育的问题,“艺术实际是不可教的,艺术工作者或者教育者实际一直徘徊在艺术的核心之外。”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艺术教育、大学教育的重点不再是知识的传授,教师对学生的启发和引导也不是技术、技巧层面的,而是甚至与艺术本身没有直接联系的话语和影响。

  作为长期游走于西方和中国的艺术家,泰祥洲认为,如果物质文明过度发展则会成为各种流行风潮,加上艺术文化市场的逐利本质,就会形成各种产能过剩,造成巨大的物质浪费,反而会阻碍精神的提升和发展。当代艺术等于未来艺术,艺术人文必然要具备前瞻性的思索。中国的艺术文化力量要走向世界,关键点在于作品背后所呈现的文化意义是否能引起人类的共鸣,艺术作品所体现的哲学意蕴,要具有明确的未来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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